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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侦查之程序控制:从行政逻辑迈向司法逻辑

时间:2019-12-30 09:36:53 | 作者:爱科技网 | 点击: 91 次

  内容提要: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和数字中国战略总体规划的推进与落实,政策层面的“大数据”开始逐步浸透到我国的刑事侦查领域。大数据侦查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等科技手段采集、储存、共享、验证、比对和分析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当中的数据资源,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信息,缉获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模式。它包括以风险控制为目标的预警系统、以精确打击为目标的技战法运用和以动态管理为目标的智能管理系统三种实践样态。实践中的大数据侦查存在行政逻辑过剩和司法逻辑不足的问题,蕴含了极大的司法风险,具体体现为法律文本滞后带来的程序规则适用风险、数据采集共享隐含的公民权利保护风险以及技术自身特性导致的刑事错案风险。通过程序制约数据,通过数据制约程序,以规制为核心的司法逻辑应当作为大数据侦查的应然走向。就程序规制数据而言,包括证据维度、侦查措施维度、辩护保障维度的立法与释法创新;就数据规制程序而言,包括内部的执法规范指引机制、外部的程序风险提示机制。

  关 键 词:大数据侦查/行政逻辑/司法逻辑/程序制约数据/数据制约程序

  作者简介:张可,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法学博士。

  一、问题的提出

  当下,大数据已经成为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热点,并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引领着诸多制度、模式的进步和发展。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和数字中国战略总体规划的推进与落实,政策层面的“大数据”开始逐步浸透到我国的犯罪治理和刑事司法领域。理论和实务界的有识之士也开始思索大数据之于刑事程序之意义。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成效也最为明显的应属大数据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作为犯罪治理体系和刑事司法程序的核心内容,刑事侦查不仅承担着收集犯罪证据,缉获犯罪嫌疑人的行政任务,还践行着维护程序正义,保障人权的司法职责。虽然当前的大数据侦查发展带来了实践中犯罪控制的显著效果,但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仿佛都陷入了两种误区之中:第一,将过多的注意力集中于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侦查的行政职能之上,而忽视了由此可能产生的司法风险。第二,认为大数据技术只能助力于实现侦查的实体性职能,而忽视了大数据技术对于侦查程序控制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即是犯罪防控层面的侦查谋略、侦查体制、侦查机制、类案侦查方法的蓬勃发展和司法控制层面的相关刑事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体系的严重滞后。这种大数据侦查改革推进中的行政逻辑过剩和司法逻辑不足不但蕴含了极大的司法风险,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运用大数据技术治理犯罪的阻力。事实上,跳脱出大数据侦查行政逻辑的桎梏,从司法逻辑的角度去看待和推进大数据侦查的发展反而更能够促进新型技术与现行制度之间的融合,消弭刑事司法对大数据的排异反应,找到大数据侦查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旨在对大数据侦查作出界定的基础之上,梳理出制度变革中行政逻辑泛化产生的司法风险,并从补齐大数据侦查司法逻辑短板出发寻求出路,以期对改革中的理论和实践困惑有所回应。

  二、大数据侦查的界定

  (一)大数据侦查的概念

  根据2015年8月份国务院出台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大数据是以海量的数据规模(volume)、数据的快速动态流转(velocity)、多样的数据类型(variety)和极高的数据价值(value)的“4v”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①并正逐步发展为对具有上述特征的数据进行采集、储存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文件将大数据的应用定义为推进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求和必然选择。②与大数据技术相对应的公安警务演进是金盾工程的启动、发展和延伸。1998年,公安部为适应刑侦一线的工作需要,实现科技强警的目标,提出建设“金盾工程”方案,该工程实质上是通过对公安通信网络和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优化和创新,实现快速反应,协同作战,增强犯罪治理能力,其中涉及了大数据技术所要求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据多层架构和共享。工程一期初步完成了三级通讯网络和大部分的应用数据库、共享平台的建设,彼时侦查阶段的数据运用停留在数据的快速检索之上;工程二期在完善三级网络的同时对延伸终端进行了拓展,目前基本实现了公安工作的多媒体化和内部信息化,基于数据比对的信息化侦查技战法开始出现。在此基础上,随着技术层面的不断成熟和进步,以大数据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智慧警务模式逐渐成为公安工作创新的重要支点,大数据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开始致力于通过挖掘数据实现预测预判。